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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主义的缺位与重建——与王洪岳教授商榷

2013-11-06 20:49来源:www.3j3j.com 点击:

中国美学:主义的缺位与重建——与王洪岳教授商榷
  
  作者/王建疆
  
  内容摘要:由于时代呼唤和文化强国的需要,随着中国美学研究者的成长和主义意识的觉醒,中国美学上的主义的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中国美学的主义重建需要合理的路径。这个路径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符合美学学科自律的多元化建构。其中对中国古代家和教思想的提炼与改造;对信息时代的另类世界的感受和认识;对现实吁求的关注与回应;将精神抽象化,将思想冠名化等,都应该成为当前主义建设中应予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中国美学主义的重建 传统文化 古代家和教思想 精神抽象化 思想冠名化
  
  作者王建疆,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中国美学:主义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王洪岳教授《精神建构的彷徨与出路——兼与王建疆先生商榷》一文,对我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一文提出批评。王洪岳教授认为:拙文关于中国美学在主义的喧嚣中缺乏自己的主义的论断是正确的,关于这种主义的喧嚣和缺失的原因的分析也是“抓住了当代中国美学的要害”,“但是,对于思想为什么缺失,如何补救的问题,他(王建疆)开出的药方却是(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立足于中国美学历史和现状,挖掘、整理中国美学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美学思想体系,解决中国现实中的审美问题’。(二)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也就是要超越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的层次而达到主义的高度。……这种观点并不能开创出新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美学。相反,可能重陷于百年中国美学话语的喧嚣、泛滥,其结果仍然是美学原创性的缺失。”但是王洪岳教授作出上述判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未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到直接的、明确的答案,我所能看到的解释是,他认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是错误的,而德国美学对于主义和思想的建构是成功的。至于说到我的“药方”适得其反地“可能重陷于百年中国美学话语的喧嚣、泛滥”,更不知其所云了。因此,面对王洪岳教授针对我“开出的药方”的批评,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是否错误
  
  王洪岳教授在立论伊始就认为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是错误的。他说:“对于何谓中国传统文化?王建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他甚至把五四以来的传统称之为‘传统文化’。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恰恰是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特别是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启蒙主义为主调的文化。而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不同,五四以来的文化一般学人认为是一种文化传统,包括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化?五四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或曰文化传统及其中生长的美学因为带有某种意识形态意味,因而恰恰是王建疆要抛弃和批判的对象。那么汲取这种传统文化不是陷入自己所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之中吗?”但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真正能够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应该是本国的、本民族的文化。但就美学而言,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并没有把五四以来已经被淡忘了的中国传统重新激活,并没有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相反,在政治化的主义之争中,彻底割断了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的联系,从而两手空空,在面对西方的主义潮涌而入的时候不知所措,除了顺势之外,别无选择。”
  
  两方面对比,显然是王洪岳教授误读了我的原文。他可能忽略了“五四以来已经被淡忘了的”这段限定语,因此做了完全相反的理解,误认为我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得出了“可能重陷于百年中国美学话语的喧嚣、泛滥,其结果仍然是美学原创性的缺失”的结论。
  
  第二,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是否就“不能开创出新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美学”,是否就“可能重陷于百年中国美学话语的喧嚣、泛滥”
  
  拙文《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的核心观点就是要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而非西方的或者西方化了的主义。而与拙文相反,王洪岳教授从所谓的“美学的本体”——“人本身的解放和自由”出发,大量例举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思想中所谓的“主体性美学思想”,来批评中国美学中以儒、道、屈骚和佛禅为代表的美学流派的非主体性,批评当代美学中的反主体性美学。 ( ) 但问题在于,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是否有错?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是否就一定要将中国的美学思想纳入德国古典美学的框架?是否一定要中国的思想皈依于一个大一统的源自于德国人的“主体性美学”呢?我想这是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批评我误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洪岳教授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
  
  实际上,立足于本土,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创建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使外来文化中国化,这在中国不乏成功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包括中国禅宗的诞生和喇嘛教的形成。因此,创建中国本土的主义,包括创建中国本土的美学上的主义,并不意味着与吸收和借鉴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对立起来,更不能说因此就没有原创性。难道只有将自己视为无主体、无本位的“无名”之状,完全委身于外来文化和思想,任由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主导我们的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美学建设,才能有原创性吗?
  
  第三,主义的建立是否只需要精神批判
  
  历史告诉我们,主义的建立离不开批判,但仅有批判是建立不起美学的。不破不立,但破未必就有立在其中。关键在于破什么、立什么,目标要找准。否则,破掉了不该破的,立了不该立的,就可能出现灾难。“文革”便是一例。同样,以主体性为最高标准,破掉了不符合主体性标准的中国美学,而树起了西方的主体性美学,那我们的美学除了洋化和奴化外,还有什么希望?
  
  王洪岳教授的批判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是我在《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一文中所表达过的。我不仅严厉地批判过当代审美的商品化、伪饰化倾向,而且对西方所谓的“审美拯救论”都提出过质疑和批判。但是,光有批判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美学不是政治伦理学,它虽然有着道德的内涵,有着对于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辩证联系,有着对于自由和解放的吁求,但美学更有着自律。除了精神内涵之外,还有审美形态、审美形式、审美风格、审美经验、审美心理等,其领域广大非一种精神能够统摄、涵盖。那种将美学问题政治一伦理化、意识形态化、精神一统化的做法,恰好是违背了美学的自律,也有违于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多元化原则。应该明确,美学上的主义并非意识形态化了的主义,而首先是学科上的主义。这是由美学的无功利一功利自律所决定的。因此,美学上的主义的建立就不仅仅能够通过精神批判完成。除了精神批判,还应该有本土观念、民族情怀、学科意识、审美规律等的影响和制约,是多种因素的凝聚,而不是单一元素的运行。20世纪中国美学后半段出现的一大问题恰恰就是这种思维的狭隘化,即只围绕着政治一伦理展开价值判断和精神批判,而不注意精神批判之外的多因素的协调,尤其是忽视了中国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本土美学的发展被某种外来的具有强势话语的主义所统摄、同化,最后只能导致中国美学为西方的主义背书的结局。
  
  第四,美学上的主义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美学的多样性决定了主义的多元性。美学上的主义是分层次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缺少什么样的主义是亟需搞清楚的问题。我们不必重复历史,也不应效仿洋人,只能建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立原创的主义。虽然,凡是变革社会、改造社会的主义的创建来自于现实需要,来自于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精神“冲动”。但学科发展中的主义建设却未必能与其等而论之。事实上,美学上的主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对美学本体和自律的深刻认识,并不一定与改造世界、批判社会的冲动相联系。如形式主义美学、经验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近代以降,美学已有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分,美学上的主义的建构空间是广大的,可能性是众多的,不一定囿于社会批判的主体性美学一隅。百年中国美学之一弊恰恰在于赋予了美学以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伦理学的改造社会的重任,而美学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建构却被忽视了。这在上世纪美学大讨论中我们见到过,于1980年代以来的美学研究中也不绝于耳。这种过分功利化的美学,在提倡社会担当和精神批判的同时,也使得建立在无目的而合目的,即功利与非功利悖论基础上的美学面临功能越界的尴尬,同时也导致了美学的单一化。因此,从多维、多元的角度去建立中国美学上的主义就尤为必要。
  
  第五,何谓主义
  
  主义是思想的集大成,是思想的旗帜或识别标志的冠名。意识转变为看法,看法形成了观点,观点上升为思想,思想提炼出理论,理论凝聚、升华,被冠名后方可以成为主义。这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也是主义产生的一般路径。因此,主义并非一般的论点,也不是一般的思想和理论,而是能够统摄和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并对现实产生影响的精神制导。
  
  真正的主义并不是空架子,也不是一个框,相反,主义是旗帜,具有价值倾向和识别标志。是所指,而非能指,因此拒绝含糊。是边界,具有排他性,因此旗帜鲜明,如解构主义之于结构主义,资本主义之于封建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等等。因此,主义的问题不是有了观点、有了理论、有了思想就可以了,还远远不够!因为主义是思想的升华、凝聚,是价值倾向的旗帜。对于建立在审美个性和思辨精神基础上的美学来说,必须有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识别标志性。而且只有形成了主义,才可以建立起立于世界人文学科之林的美学。
  
  主义具有统摄性。所谓的“大而化之”用在主义上是最恰当不过的。“大”指其涵盖性,“化”言其同化性和统摄力,能将一个理论体系或思想体系统摄在一面旗帜下,思想和理论被这个主义所“化”。这符合锰子·尽心下》中的原义,与今天的使用意义并非一回事。
  
  真正的主义除有内容外,还需有冠名。或以主观倾向冠名,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或以内在特质冠名,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以时间冠名,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以人名冠名,如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等等。时下中国美学中的“论……”或“……论”、“……学”,都不是主义。不仅思想高度、原创功能、理论体系、旗帜特性没有达到主义应有的高度,而且在冠名上也不具备。但冠名并非可以任意而为的事,没有主义的内涵,又怎么去标榜主义呢?这大概也是王教授所说的当今中国学者在主义问题上的“彷徨、畏葸”的原因吧。
  
  总之,关于美学上的主义的问题,我坚持认为,在主义的喧嚣中,我们缺少的恰恰是具有美学多样性和主义多元化背景下的中国气派、中国特质的美学上的主义,而不是已经甚嚣尘上的西方的主义。而我们所应建立的也正是这种中国气派、中国特质的主义,而不是西方的某一种主义。
  
  中国美学:重建的可能性
  
  我为什么一再强调中国美学需要本土的主义建设呢?关键在于认为,主义是理论的升华,是思想的凝聚,是价值取向的旗帜,是行动的纲领和口号。一种美学,甚至一个美学流派,如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的高度,那么,它是很难立足于世界人文之林的。而百年来中国美学仍然在“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的质疑中爬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任凭西方的主义在中国学术的舞台上喧嚣、泛滥,而我们只有当看客的份儿。当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落在了当代中国学者的肩上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主义的认识高度,那么,我们的人文学科将永远成为西方政要们所预言的中国不能输出思想的见证,永远在精神层面上“蜗居”。因此,应该大张旗鼓地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中提倡主义的建设,从目前的学术观点创新上升到学术研究上主义的创新;从对西方美学研究的创新,转换到本民族美学主义上的建构。这是因为,观点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上主义的创新,却是对超一流伟大思想家的要求。最早译介和研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主义的学者,自然具有新颖性,但他所研究的主义毕竟不是中国的,因而他的创新性是有限的、是有时间效应的,而且是很容易被超越的。因此,我是在文化强国的高度上,是在立于世界人文之林的高度上提倡中国美学创建主义的。而且我认为,只有这种对中国美学主义建构的必要性的充分认识,才是我们创建中国美学上的主义的动力源。
  
  除了以上所讲建立中国美学上的主义的必要性,还需要讲一下在当前形势下创建中国美学上的主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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