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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功利性与返本归真(3)

2013-12-29 12:20来源:www.3j3j.com 点击:
⑤孟子透过其对人性的乐观理解要告诉人们,道德不应被视为工具,而应看作人性的内在规定;行善不是为了密谋更大的外在利益,而是实现做人的过程。因此,道德不是有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是有益于成人的实现;道德就是人性,践行道德就是完成做人。于是,道德与人性、人生和人的存在获得内在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陆九渊的豪言:不识一字,亦须还某堂堂做一个人。人禽之别不应从识字与否去辨认,而应从道德的有无去理解。重要的不是“行仁义”,而是“由仁义行”。人类的善行不是源自外在的功利性考量,而是人之本性自觉而自然的流露。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为人类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有利的模式。德性伦理的优势在于通过对“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等问题的理论反思,引导人们赋予生活整体以终极性的价值诉求,并以之统一与整合人生的具体目标和生存规划。它警醒人们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明晰人生的方向,并为实现善生活而培植内在品格,引导人们对内在品质的关注。这就有利于判断人及其行为,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模式。在语义分析中,“道”在伦理学层面的含义主要是指处世做人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它是外在的、客观的,代表着规范。“德”的伦理含义主要是指行道后形成的内心品质,它是内在的、主观的,指涉着德性。道德意义的最终指向是具有根本性和目的性地位的“德”,“道”只是达成“德”的手段。“乡愿”受到孔子批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无“道”。恰恰相反,从外在形式而言, “乡愿”的言行符合“道”的要求。但是,“乡愿”内心缺“德”。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对人的评价不是基于对方行为是否有“道”,而是源自对方内心是否有“德”。雷锋值得道德推崇,不是其一生中偶尔的善行或善行后的功利化考量,而是善行的习惯,即“德”的心灵习性;恐怖主义分子恶的道德形象不因其偶尔的善举而跃升为有德之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判断的标准是行为后的内在品质。因此,“良心”的概念在伦理学上具有更令人神往的魅力。但是,道德的功利性论证可以使无“德”而有“利”的行为“合法化”。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使人作为实践理性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道德经过他律进至自律并不是行程的结束,而是提升至自由的开始。道德的终极目的是达至自由。这是道德区别于法律和宗教等的基本特质。在自由的道德阶段,行动者依凭实践智慧,就可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针对恰当的对象而油然生发出恰当的行为,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少的被动性及更少的他律性,展现出更大的道德自由。对于行动者而言,外在功利性的规范作用已经消弭于无形,他把握了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摆脱了外在功利的计算,纯粹是心灵状态在特殊境域合乎情理的自然流露。“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①外在的规条已经失去了约束“大人”的效力,他行动的依据和理由是内心“义”的品质。一个正义的人,就会有正义的品质,表现出正义的行为;一位勇敢的人,就会有勇敢的品质,表现出勇敢的行为。这些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之所以显现出来,不是对外在功利性的考量,而是来自行动者习惯性的心灵状态,即德性的状态。德性不包含人应当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具体指示,而以概括的形式说明和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定方面。虽然德性不是纯粹的内在心理或意识,它与道德行为紧密相联,但德性毕竟是内化了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的升华,因此它对道德行为的选择,表现出更强的自主自觉性及更多的自律性。人只要具备了德性,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把握道德判断和选择的主动权,减少道德失控。
道德回归德性伦理,是作为整体性的人的回归。白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程给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给文明注入新的动力的同时,亦引起了人类最大的危机。它打破了“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凿统一,确立了“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地位,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整体化和精确性的技术统治垄断了人类生活和社会事物的方方面面,并造成冰冷冷的非人化倾向;人的灵魂脱离了蒙昧却又可悲地置身于工具理性的专制之中;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②有学者提出,在近四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不见了,人被遮蔽了,或沉沦了,于是人类一直不懈地在进行“找人”运动。——突破中世纪神学的禁锢,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找到了“感性的个人”;突破农业经济的樊篱,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找到了“经济人”;突破大机器时代的局限,经过科技的迅速发展,找到了“单面向的人”。但是,人的整体性迷失了。亚里士多德警醒人们,如果吹笛手或者雕刻家都有某种善作为目的,那么,如果作为整体的人没有某种目的的善,就显得比较奇怪了。在属人的善中,最高的善就是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经验层面的苦乐感,而是生存论角度人实现“是其所是”的活动;不是“happiness”,而是well-being。“幸福”内涵只有在目的论框架中,从人“是其所是”的整体性兴旺中,才可以理解。
三、化规范为德性
雅典时代的德性与城邦生活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之外无美德”。城邦是社群的一种存在形式,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或者共同的历史传统。,正是在历史的脉络中,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承诺了现代德性生成的社群预设。但是,无论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十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还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社会与利益社会的辨析,主旨都是要向人们阐述了人类组织形态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后果是人们不断从人身依附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共享的文化观念、道德规范和信仰体系被异质化的个人意见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变成陌生人关系;人们交往的基础由情爱、友谊和共同的传统转变为契约和法律。概言之,人类的组织形式已由社群向社会变迁。随之而来的疑问在于,如果社群不复存在,那么,德性如何可能?它蕴涵着两个紧密相连的问题:现代社会是否瓦解了社群;社群是否是德性生成的前提。
1.社群被瓦解了吗?社群有着不同的存在样式。它可以是血缘社群,如家庭;可以是地缘社群,如村落、邻里和城镇;可以是精神社群,如教会。桑德尔提出了工具性社群、情感性社群和构成性社群三种不同性质的社群。丹尼尔·贝尔概括了构成性社群的三种类型,包括地域性社群、记忆性社群和心理性社群。那么,这些社群都被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瓦解了吗?
从理论上来说,社会奉行的标准是普遍主义的原则,它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社群奉行的准绳是特殊主义的原则,它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无论在从社群向社会转变的运动中,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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